周姨从陆家辞工，回她自己那小院养老，是在我和陆砚深的关系真正稳定下来之后。

她说，看着我们俩现在这样，她心里踏实了，也该享享清福了。陆砚深给她包了个厚厚的红包，又坚持每月给她打一笔足够她生活优渥的费用。周姨推辞不过，最后收下时，眼圈红了好几天。

我们都知道，她不只是保姆。她是那段最晦暗、最扭曲的时光里，这座冰冷宅邸中，唯一残存的温度。是见证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守护者。

所以，每隔一两周的周末，只要没有特别紧要的公务，我们都会去看她。

周姨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但带个小院，被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种满了花草。我们的车停在巷口，需要步行一段才能进去。这段路，总是能让人莫名松弛下来。周遭是市井的喧嚣，邻居的闲聊声、孩子的哭闹声、锅铲碰撞的声音，混杂着饭菜的香气，与别墅区那种隔绝的静谧截然不同。

陆砚深通常会换下挺括的西装，穿着简单的棉质T恤和长裤，手里提着提前让司机准备好的各式补品、时令水果，还有周姨最爱吃的几家老字号点心。我则跟在他身旁，有时会顺手在路边花店买一束便宜的百合或康乃馨。

敲开门，周姨见到我们，脸上总会瞬间绽开菊花般的笑容，皱纹里都溢满了欢喜。“哎呀，来就来，又带这么多东西！快进来，外面热！”

小屋里总是窗明几净，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阳光的味道。周姨会忙着给我们倒水，拿拖鞋，嘴里不停地念叨：“先生，清弦，你们工作那么忙，不用总惦记着我这老婆子。”

“不忙，周末就该放松一下。”陆砚深会很自然地把东西归置好，然后挽起袖子，问：“周姨，家里有什么要修的吗？灯泡、水管，或者电器？”

这几乎成了固定流程。周姨起初总是摆手说没有，但陆砚深会自己在屋里转一圈，总能找出点活儿来。有时是阳台那个不太好使的晾衣架，有时是厨房水龙头有点轻微的漏水，有时是收音机接触不良，刺啦乱响。

他会像个最普通的维修工一样，蹲在地上，研究螺丝，摆弄工具。那双签下亿万合同的手，沾上灰尘和机油时，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我会给他递工具，扶着椅子，周姨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不住地说：“小心点，先生，不行就算了，别伤着手。”

而他总是能捣鼓好。当晾衣架顺滑地升起，水龙头不再滴答，收音机里传出清晰的戏曲唱腔时，周姨会长长舒一口气，然后看着陆砚深，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骄傲和慈爱，仿佛看着自己最有出息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