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去如抽丝。

高烧虽然退了，但那种浸入骨髓的虚弱感，却像潮水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湿痕，顽固地盘踞了好几天。我每天强打着精神，完成分内的工作，但动作难免比平时迟缓了些，脸色也依旧带着病后的苍白。

然而，预想中的苛责和刁难，并没有到来。

宅邸里的气氛，仿佛真的随着我这场病，悄然发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变化。那种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似乎消散了许多。连空气流动的速度，都变得舒缓起来。

最明显的变化，来自于陆砚深。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地忽视我，或者用那种冰冷的、带着审视的目光，如影随形地追随着我的一举一动，试图从中捕捉到一丝痛苦或狼狈。我们之间，恢复了一种近乎“正常”的主仆关系——他下达指令，我恭敬执行。但在这“正常”之下，却又分明涌动着不同以往的暗流。

他不再限制我的外出时间。

以前，我每次出门采购日用品或处理必要的私事，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超时哪怕十分钟，回来后迎接我的也必然是他冷冽的质问和后续更严苛的限制。但现在，当我再次因为药店排队而比预定时间晚了近半小时回来时，他只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财经新闻，听到我进门的声音，目光从平板屏幕上抬起，极淡地扫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示，便又低下了头。

没有质问。

没有警告。

仿佛那延长的半小时，根本无关紧要。

跟随我出门的司机老张，脸上也露出了些许诧异，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这种默许，像一道无声的赦令，让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线。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开始允许我阅读书房里的一些书籍。

那是一个午后，我做完清洁，正准备退出书房。他正坐在宽大的书桌后处理文件，头也没抬，忽然开口，声音平淡无波：“书架第三排，靠右的那些书，你可以看。”

我愣在原地，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书房，一直是他绝对的禁地，象征着权力和隐私。除了定期由专人打扫，绝不允许旁人，尤其是我，随意逗留甚至触碰里面的东西。那第三排靠右的书架，我记得，放的是一些文学历史和艺术鉴赏类的书籍，并非商业机密。

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另一种形式的施舍？

还是……试探？

我垂下眼，恭敬地应了一声：“是，先生。”心中却波澜起伏。我没有立刻去取书，而是像往常一样，安静地退了出去。但那个许可，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

过了几天，在一个他外出、书房无人的下午，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在光滑的地板上，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旧书特有的油墨香气。我走到第三排书架前，手指拂过那些精装书脊，最终抽出了一本关于欧洲古典绘画的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