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我睡得极不安稳。身体的高热虽已退去，但精神上的震荡却远比病痛更让人煎熬。梦境光怪陆离，一会儿是陆砚深冰冷审视的目光，一会儿又是他守在床边疲惫的侧影，最后总定格在周姨那双意味深长、仿佛看透一切的眼睛上。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便挣扎着起床了。高烧后的虚弱感依旧如影随形，脚步有些虚浮，但我必须起来。旷工一天已是极限，我不能给他留下任何“不堪重用”或“借病怠工”的口实。尤其是在经历了昨晚那番惊心动魄的“特殊照顾”之后，我更需要用无可挑剔的工作来重新划定我们之间那道似乎已经开始模糊的界限。

洗漱时，我看着镜中自己苍白憔悴的脸，眼下有着淡淡的青黑。我用力拍了拍脸颊，试图让气色看起来好一些，然后换上了那套浆洗得笔挺、象征着身份与距离的保姆制服。柔软的棉布触感此刻却像一层冰冷的铠甲，提醒着我现实的处境。

当我尽量放轻脚步，走进空无一人的厨房，开始准备早餐时，心脏不受控制地微微加速跳动。我有些害怕遇到他，不知道经过昨夜，今早该用怎样的表情和态度去面对。是该感恩戴德？还是该像从前一样，毕恭毕敬，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就在我心神不宁地烤着面包时，身后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

我的背脊瞬间僵直，握着锅铲的手指下意识地收紧。我没有回头，但全身的感官都像被骤然拉紧的弦，敏锐地捕捉着身后的动静。我能感觉到他走进了餐厅，在惯常的位置坐下，打开了平板电脑，大概是在浏览晨间新闻或邮件。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寂静，只有面包机工作的轻微声响和我自己有些过速的心跳声。

我强迫自己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将煎蛋完美地铲入盘中，配上烤好的面包和香肠，又倒好牛奶。然后，我深吸一口气，端起托盘，转身，低着头，迈着尽可能平稳的步伐走向餐厅。

“先生，您的早餐。”我将餐盘轻轻放在他面前的桌上，声音控制在恰到好处的恭敬与疏离，目光垂落，盯着光洁的桌面。

“嗯。”

他应了一声，声音低沉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没有抬头，目光依旧停留在平板屏幕上，仿佛我只是一个送来早餐的、无关紧要的背景音。

这种刻意的忽视，本该让我松一口气，但不知为何，心底却泛起一丝极淡的、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失落。我迅速压下这不该有的情绪，正准备像往常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开，去做别的工作。

就在这时，他却忽然开口，依旧没有看我，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吩咐一件最寻常不过的小事：“今天不用打扫书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