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的签订，如同一剂猛药，虽然暂时缓解了军事上的直接冲突，却加剧了国内政治的矛盾，也激发了更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北平。学生的抗议浪潮并未因军警的阻拦而平息，反而转向更深层的组织化。

一些进步学生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雏形组织，开始秘密学习军事知识，讨论马克思主义，并尝试与校工、城郊农民接触，进行抗日宣传。

救亡的呼声，从街头呐喊开始向基层渗透。

上海。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由鲁迅、茅盾、夏衍等人发起，多个左翼文化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明确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呼吁文学艺术为抗日救亡服务。

电影公司顶住压力，开始拍摄《壮志凌云》等隐含抗日主题的影片，剧场里上演着《回春之曲》等救亡戏剧。文化的阵地，悄然燃起了烽火。

西北。红军虽然仍在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中，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吸引了越来越多寻求光明的青年。

延安，如同一颗在黑夜中闪耀的星辰，虽遥远，却指引着方向。

两广。李宗仁、白崇禧利用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加快了整军备战的步伐。

他们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抗议，而是开始实质性扩充桂军，修建国防工事，并与福建等地的反蒋势力秘密接触，酝酿着更大的动作。

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矛盾，因对日政策的分歧而日益公开化。

……

长春，

溥仪在伪满皇宫里，并非完全与世隔绝。

一些被严格审查后“允许”他看到的报纸，以及吉冈安直偶尔“无意”中透露的信息，都让他对外面的风起云涌有所感知。

他知道全国都在抗议《塘沽协定》，知道学生、工人们在请愿示威，知道“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在他心中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