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四九城。

寒风裹着碎雪，在胡同里打了个旋儿，又狠狠撞在斑驳的院墙上，留下一层薄薄的白霜。

墙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红色标语被冻得发脆，可比这冬日更让百姓心头发紧的，是铺天盖地推行的票证制度——粮票、布票、油票早已是家家户户粮本上的“硬通货”，如今连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这类能撑起家庭脸面的大件，也被牢牢锁进了票证的“笼子”里。

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后，“永久”牌自行车的镀铬车架亮得能照见人影，车把上系着的红绸带晃得人眼晕，可柜台前那张泛黄的纸条却像一道鸿沟：“凭票供应，无票勿询”。

以前攒上三五个月工资，还能咬咬牙给家里添辆自行车的人家，如今就算攥着一沓崭新的钞票，没票也只能隔着玻璃望洋兴叹。

胡同里要是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叮铃铃”的响声能穿透半条街，街坊邻居的目光立马黏在车身上，有羡慕，有嫉妒，还有藏不住的无奈。

车后座网兜里要是再搁块刚扯的花布、一瓶凭票换的友谊雪花膏，那更是能成为胡同里好几天的谈资。

自行车都成了“稀罕物”，小汽车在普通百姓眼里，更是遥不可及的“传说”。

整个轧钢厂宿舍四合院所在的片区，能见到的小汽车屈指可数，大多是机关单位的墨绿公务车，车牌开头的“京A·0”像个特殊的印记，路过时连追着打闹的孩子都会停下脚步，踮着脚往车窗里瞅，想看看“当官的”长什么样。

可谁也没料到，就是这样的年月里，四合院的李末家，竟足足有着两辆小汽车。

一辆是深灰色的北京212，车身线条利落，是李末升任为医务部部长之后，厂里按级别配的公务车，原本每天早上都有司机准时来院门口等着。

可是李末不习惯别人开车，他就把司机打发了，每天自己开车上下班。

另一辆是浅蓝色的嘎斯69，模样更显精干，挂在夏梦秋的名下，每天都由夏梦秋开着上下班。

这回秦淮茹等人终于可以全都坐着小汽车上下班了。

这第二辆车的来历，还得从夏梦秋的升职说起。

三个月前，夏梦秋从厂办文书提拔为副主任，虽说只是副科级，可架不住李末如今在厂里的分量——他手里攥着好多大领导的健康问题。

同时还能够帮厂里拿下一个重要的军工订单。

厂里领导看他的面子，特批给夏梦秋配了这辆车，美其名曰“方便开展工作”。

明眼人都清楚，这就是给李末添的“私车”，只不过挂了夏梦秋的名，既避开了“越级配车”的嫌疑，又能让家里人用得方便。

消息传到四合院，立马像扔了颗炸雷。

许大茂更是眼红心热到了极点。

他每天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去电影放映队，路过李末家的小汽车时，总忍不住放慢速度，用袖子偷偷擦了擦汽车盖上的薄雪，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凭什么李末就能坐小汽车？不就是个医务部部长吗？我要是当了官，别说小汽车，就是摩托车也得配两辆，让梁娟也风光风光！”

有次他骑车时没留神，差点撞在电线杆上，摔了个趔趄，爬起来第一句话就是骂：“妈的，都是这破车闹的！”

刘海中则把这当成了“教育子女的活教材”。他每天吃完饭就坐在堂屋里，翻着那本翻烂了的《干部手册》，对着三个儿子唾沫横飞地念叨：“看见没？李末就是你们的榜样！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当干部，才能坐小汽车，才能不受冻挨饿！”

可转念一想，自己都快五十了，还只是个车间普通工人，连个小组长都没混上，心中顿时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既视感。

再想到，自己家连辆自行车都没配上，又忍不住叹气。

他比谁都清楚，李末的风光，不是光靠“努力”就能换来的，那得有真本事，还得有“好运气”。

同时也让他在心里产生了一种若是有一天，我当了干部，我也一定要像李末这么风光。

不，我要比李末更加风光才行。

这也给他们埋下了不论如何，我都要当官的种子。

最让他们憋火的是，不管怎么嫉妒，连找茬的机会都没有。

许大茂偷偷联合了几个对李末不满的工人，写了好几封举报信，一会儿说李末“公车私用”，一会儿说他“越级配车”，甚至捏造了“利用职权为家属谋福利”的罪名，寄到了区里和市里的纪检部门。

可这些举报信就像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