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朱雀大街上，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缓缓驶过，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车帘掀开一角，露出一张饱经风霜却难掩激动的脸——那是原秦州的一个佃农王二，如今已是拥有五十亩良田的“公士”爵爷。他正赶着去工部领取新的农具，车后跟着两个扛着种子袋的仆役，都是他用军功赏赐买来的奴隶。

“王爵爷，您这是要去种新庄稼？”路边卖茶水的老汉笑着打招呼。

王二勒住缰绳，爽朗地应道：“是啊，陛下赏的土豆种子，据说一亩能收三千斤，得赶紧种下去！”

这样的场景，在北方各州随处可见。军功制像一剂强心针，让无数平民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一个奴隶斩杀三名敌兵，就能脱籍为平民；一个平民攻破一座城池，便能封侯拜将。实打实的土地、人口赏赐，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凝聚人心。

李砚坐在皇城的暖阁里，看着户部呈上的《北地垦荒图》。图上用朱砂标注着新开辟的农田，密密麻麻地从关中延伸到燕云，仅去年一年，北方就新增耕地百万亩，其中大半种上了土豆、番薯。

“民以食为天，有了粮食，天下自安。”李砚对侍立一旁的秦老儒说，指尖划过图上的关中平原，“这里曾是周室的粮仓，如今在我大秦手里，要让它比从前更富庶。”

秦老儒躬身道：“陛下推行军功制与新作物，实乃造福万民之举。如今北方流民皆归田亩，商旅往来不绝，连江南的富商都偷偷来长安做生意，可见民心所向。”

李砚笑了笑。他从不否认自己在用利益驱动人心，可这又何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利益永远是最有效的纽带。士兵为土地而战，农民为丰收而耕，商人为利润而逐，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天下自然安定。

科举取士的作用也日渐显现。新科进士们分散到各州，兴修水利、推广农技、开设学堂，将中原的文化与制度带到北方各地。他们中虽有不少酸腐儒生，却也不乏务实之才——有个出身寒门的进士，竟改良了曲辕犁，让耕作效率提高了一倍，被李砚破格提拔为工部郎中。

“这些儒生，骂起人来一套套的，用好了却是治国的好手。”李砚翻看着进士们的奏折，里面既有对礼制的争论，也有对农事的建议，“给他们官做，给他们俸禄，让他们有机会光宗耀祖，他们自然会为大秦卖命。”

秦老儒深以为然。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科举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途径。大秦给了儒生们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们自然会用自己的学识回报——哪怕心中仍有“华夷之辨”，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也只能选择与大秦共存。

南方的流民仍在源源不断地北迁。他们多是不堪周室藩王盘剥的农民与工匠，听闻北方“有田种、有饭吃、无苛税”，便拖家带口，冒着风险渡过黄河。李砚来者不拒，下令各州府设立“安置营”，给流民分发种子、农具，安排他们到新开垦的土地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