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次，他没有立刻用商业思维来反驳我。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拒绝，或者提出一个更“高效”但可能更冰冷的方案（比如通过某个大型基金会匿名捐赠）。

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掌心温热干燥。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

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追问细节，没有设定条件。只是一个简短的、肯定的“好”。

这个“好”字，比他给我那51%的股份，比他还给我父亲的手表，更让我心头震荡。因为它意味着，他认同的不仅仅是我帮助某个具体个人的意愿，而是认同了我提出的、这种看似“不划算”的、基于共情和回馈的价值观。

我们很快行动起来。没有大张旗鼓，以我们两人的个人名义，设立了一个小型的、非公开的助学基金。陆砚深负责资金的合规运作和风险把控，我则负责前期的筛选和联络。我们定下基调：精准，务实，低调。不搞形式主义，不要求受助学生公开致谢或承诺未来回报，只为真正有需要、有潜力的年轻人，提供最实质的帮助，让他们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追逐知识的光。

我们亲自参与了第一批受助学生的面试。在基金会临时租用的小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好几个和那个保洁员女儿情况类似的学生。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家庭遭遇着不同的不幸，但眼底都有着同样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改变命运的迫切。

面对我们，他们有些拘谨，甚至紧张，但在谈到自己热爱的专业、未来的理想时，眼睛会瞬间亮起来，像暗夜里的星辰。

陆砚深话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偶尔会问一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专业前景，关于他们具体的困难。他的问题专业而冷静，但不像在商业谈判中那样具有压迫感，更像是一种引导和确认。

面试间隙，他去倒水，回来时低声对我说：“第三个学生，材料物理那个，眼神里有股劲儿，是块好料子。可以适当增加一点实验器材的补贴。”

我惊讶地看他一眼。他居然观察得这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