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断的瞬间，苏霓眼中的冷静迅速化为一道锐利的光。

她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召集了所有核心团队成员，包括正在和场地沟通的陆承安。

“座谈会形式更改，”她开门见山，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改为‘开放式听证’。”

这个词让所有人一愣。

苏霓的手指在桌面上轻点，仿佛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现场设置两支立式麦克风。一支，面向我们所在的讲台。另一支，放在观众席的正中央。规则只有一条——任何人，只要他想说，就可以站到麦克风前，我们只负责倾听。”

陆承安的反应最快，他瞬间明白了苏霓的意图。

这不是一场研讨，这是一次引爆。

他沉声补充：“我来拟定《临时议事规则》，核心三点：不打断、不评判、只倾听。我们要创造一个绝对安全的言论场。”

消息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的那个下午，文化局的报名电话被打爆了。

后台的线上报名系统几度因为瞬间涌入的流量而崩溃。

原定三百人的礼堂，报名人数在短短一天内，就超出了预期的五倍。

更引人注目的是，报名信息中，有十余位市民在备注栏里写下了同样沉重的理由——寻找在当年知青安置浪潮中失联的亲人。

座谈会前两天，赵小芸带着几个年轻同事去周边的老社区张贴补充海报。

在街道办事处门口，她看到杨老太太正颤巍巍地领着一群年纪相仿的老人，在一个临时设立的“寻亲信息登记点”排队。

队伍很长，阳光将老人们的影子拉得萧索。

赵小芸的目光无意间落在了其中一位老奶奶手中紧紧攥着的东西上——那是一张边缘已经磨损、整体泛黄的黑白照片。

她下意识地凑近了些，只见照片背面，用早已褪色的钢笔字迹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小雨妹妹，别忘了家门钥匙还在窗台。”

那行字像一根针，猝不及防地刺进了赵小芸的心里。

一个大胆的想法瞬间在她脑中成型。

她立刻冲回办公室，气喘吁吁地找到苏霓：“苏姐！我有个提议！我们可以在会场入口设立一面‘名字墙’！”

她比划着，脸上因激动而泛红：“用小小的磁贴，让每一个到场的人，都可以写上一个他们希望寻找，或者希望回应的名字！让那些沉默的名字，被所有人看见！”

苏霓的给那些无法、或者不敢亲临现场的人，一个表达的机会。”

这个决定，如同投入深潭的又一块巨石，再次激起无声而巨大的涟漪。

座谈会前的最后一夜，办公室灯火通明。

负责设备最后调试的值班编辑老张去茶水间倒水，路过资料室时，眼角余光瞥见一个熟悉又落寞的身影。

是许文澜。

她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来了，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一人站在巨大的档案架前。

她手中捧着的，正是那本引发一切风波的《回来的人》最原始的采访手稿。

老张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躲在门后。

灯光下，许文澜的侧脸显得异常苍白。

她纤细的手指抚过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最终停留在了一处关于“身份认同创伤”的采访笔记旁。

那段笔记，详细记录了一个被送养的孩子成年后，即便生活优渥，内心却始终无法摆脱被抛弃感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