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

窗外很黑，雨水打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痕。技术区的灯是冷白色的，有点刺眼。荧光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空气里有咖啡凉了的味道，还有机器运行时的热气。我坐在主控台前，戴着耳机，李悦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第十二轮扫描完成了。”她说，“频率没变，强度高了百分之三。”

我点点头，在键盘上记下数据。手指有点凉，敲击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很清楚。屏幕上的数字一直在滚动，绿色的字符不停刷新。红色标记每一分四十五秒闪一次，时间很准，像钟表一样。

我们盯了一整夜。

这个信号从昨晚十点开始就一直出现在同一个波段，没有移动过。没有破解加密的迹象，也没有换地方。它就像钉死了一样，一直存在，但不说任何有用的信息。

赵勇靠在墙角睡觉。他缩在折叠椅上，外套搭在椅背上，肩膀上有泥点，是昨晚去西郊工业区带回来的。他跑了六个街区，问了很多居民有没有见过可疑车辆或陌生人。问到嗓子哑了，只听到几句话：“好像有辆黑面包车半夜来”、“修车铺最近关门了”。

现在他闭着眼，眉头皱着。就算睡着了，呼吸也不稳，胸口起伏很快，像是梦里还在追人。

我看回主屏幕，盯着西郊大楼的热力图。楼体是暗红色的，里面的温度比周围高六度以上。李悦说，这说明里面至少有四个人长期活动，还用了取暖设备或者大功率电器。但她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在装机器？训练身体？还是在等某个时间点？

我想试试“犯罪场景回溯”的能力。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想连接现场留下的信息。这个能力不是每次都能用的。它需要真正的刑事案件发生过——杀人、抢劫、绑架这些暴力行为在现场留下强烈的情绪，我才可能看到过去的画面。

可这次，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图像，没有声音，连模糊的感觉都没有。就像伸手进一个空房间，什么都抓不住。

失败了。

我睁开眼，额头出汗了。这不是第一次失败，但每次都会让我心里一沉。以前办案，这是我最厉害的本事。只要站到案发现场，闭眼几秒，就能看到凶手的脸，他的动作，他逃跑的方向。靠着这种感觉，我破了好几个难案。

但现在，面对的是还没发生的阴谋。

没人受害，没血迹，没挣扎和呼救。一切都悄悄的，藏得很深，组织得很严密。他们可能还没动手，只是准备。而我的能力，对“准备阶段”没反应。

我又试了一次。

集中精神，努力把意识伸向西郊大楼。刚进入状态，太阳穴突然剧痛，眼前一闪白光，接着头晕。我撑住桌子，用力按着台面，过了两秒才缓过来。

“别硬来了。”李悦看了我一眼，语气平静但很坚决，“你已经用了三次，再强行使用可能会晕倒。”

我没说话，摘下耳机，揉了揉额头。汗水顺着脸滑下来，在桌上留下一个小湿印。

她说得对。这个能力不能乱用。每次强行激活，大脑都会受伤。轻的会头痛恶心，重的会短暂失忆甚至昏迷。之前查一个连环杀人案，我三天用了十几次，最后直接倒在案发现场，送医院抢救了两天才醒。

而现在，我不是在查已经发生的案子。

我在查一件将要发生的事。

科技也卡住了。

我们用了最新的追踪系统，通过多个节点反推IP路径，结果每次都断在路上。对方用了加密跳频技术，配合远程代理和伪装地址，把通信切成碎片，分散在十几个城市的基站之间。

李悦再厉害，也只能拼出半截数据链。她能确定信号最后指向西郊一栋废弃办公楼，但不知道是谁发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中转站。

赵勇跑了很多路，只拿到几张模糊的监控截图：一个穿黑冲锋衣的男人进出大楼后门，右手好像有纹身；一辆无牌面包车停在巷口十分钟，车窗贴膜很深，看不见里面。

线索零散，连不起来。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一直依赖技术和能力，忘了最基本的东西。

老刑警是怎么破案的？

我刚当警察的时候，师父带我去蹲守一个毒贩窝点。那时候没有AI识别，没有热成像，手机定位也不准。我们就蹲在对面居民楼的阳台上，用望远镜看目标家窗帘的变化、灯光开关的时间、外卖订单的数量。

师父说：“你看那扇窗，今天拉帘比平时晚了十七分钟，说明屋里的人作息变了。作息一变，心态就乱。一乱，就会犯错。”

他还教我记笔录要细到毫米——嫌疑人抽烟用左手还是右手？烟头扔在哪边？走路先迈哪条腿？这些细节藏着习惯，习惯背后是心理。

我现在呢？

我只是等着数据，等信号，等能力回应。

但这帮人太聪明，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他们选的地方偏僻，行动时间没规律，连脸都不露。光靠监控和算法，抓不到他们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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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来，走出技术区。

走廊尽头是档案室，门没关紧，透出一股旧纸的味道。我推门进去，灯自动亮了，照出一排排泛黄的卷宗架。灰尘在光里慢慢飘。

我在“重大案件侦查方法”那一排找，手指划过一个个褪色标签。终于找到一本手写笔记，封面写着《刑侦案例汇编·1987》，字迹整齐，墨水有点淡。

翻开第一页，是一个九十年代初黑帮重组案的记录。当时警方没有直接证据，但通过跟踪涉案人员的小额消费、通话间隔、聚会地点变化，成功推断出他们在重建组织，提前布控，一举抓获。

我快速翻看，在一页停下。

标题是：“行为模式推演法”。

下面写着：

“当证据不足时，观察嫌疑人日常行为的变化。比如，原本独来独往的人突然频繁见人；习惯白天活动的人改在深夜出门；常用公交的人突然骑摩托车。这些细节背后，往往藏着组织变动的信号。人的行为会暴露他的伪装。”

我看了很久。

我们一直在追大的线索——信号、温度、车。但从没想过，这些人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异常？

比如那个叫“吴明”的寄件人。

三天前，他寄了一个包裹，收件地址是城南一栋已拆的老楼，收件人是个空号。物流系统标记为“无效投递”，但我们发现包裹材料特殊，内部填充物含有微量金属粉末，可能是为了屏蔽信号探测。

更重要的是，吴明是个普通快递员，工作三年没违规，性格内向，朋友很少。但他最近一周的消费记录显示，他在凌晨两点去过两次便利店，买了大量高热量食品和能量饮料，全部用现金付款。

一个白天上班的人，为什么连续熬夜买东西？

还有徐志远。

三年前因涉嫌泄露军用通信协议被停职，之后消失不见。他曾是国家级信号专家，掌握核心加密技术。就在四十八小时前，他的身份信息出现在西郊加油站的刷脸支付记录中，画面模糊，但面部匹配度达89.6%。

他为什么要这时候出现？

是他主动加入“屠夫”？还是早就被控制了？

如果是后者，那他现在的行为还能代表他自己吗？他发信号，是自愿执行任务，还是被迫当工具？

我把本子抱回主控台，放在电脑旁边。

李悦抬头看了一眼。“你看这个干嘛？”

“学点老办法。”我说。

她没多问，继续看屏幕。

我打开新文档，开始列人名和行为：

周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