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的祠堂总是阴潮潮的。

梁上悬着的不是灯笼，是七盏铜铃，从不响。

太奶奶说，铃响的时候，家里就会少一个人。

可我从没听过铃声。

家里吃饭时，桌上永远多摆一副碗筷。

乌木筷子竖插在雪白的米饭正中，像一座小小的坟。

我问那是给谁的，母亲忽然攥紧我的手，指甲陷进肉里：“给不说话的那位。”

父亲低头扒饭，腮帮子一鼓一鼓，像在嚼着生铁。

那晚我听见碗橱有动静。

不是老鼠，是瓷器被轻轻移动的窸窣。

我摸黑下楼，看见厨房门缝里淌出昏黄的光。

凑近一看，多出来的那副碗筷正在桌上自己动着。

筷子夹起空中虚无的什么，送进对面空荡荡的椅子里。

然后，米饭凭空少了一小口。

我吓得发不出声，转身却撞上太奶奶。

她干枯的手捂住我的嘴，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他在吃饭，别扰他。”

“他是谁？”

太奶奶不答，只指向祠堂。

铜铃依旧无声。

第二天，母亲开始教我认族谱。

泛黄的纸页上，所有女子的名字都被墨涂成了黑疤。

“为什么没有姑姑？没有姨婆？”

母亲翻页的手指在抖：“因为她们都成了‘不说话的那位’。”

家里女眷越来越少。

先是表姐出嫁那晚，突然说自己饱了，再也不肯进食。

三天后，她坐在闺房里，皮肤渐渐变成细瓷般的白，眼珠凝固成两粒黑纽扣。

她成了祠堂里新的一尊塑像，就摆在供桌最边上，嘴角似笑非笑。

接着是小姑。

她说夜里总有人在她耳边咀嚼，嘎吱嘎吱，像在啃脆骨。